中国汉语方块字实在是古老得很，也有趣得很。
人的进化史告诉我们，人是古猿猴从树上“走”下来，经过劳动演变而来的，由四肢向下逐渐手脚分离。所以，传说中的汉字创造者仓颉将“人”字由一撇一捺构成。一人如何?一人为大！──仓颉造字仅在“人”的基础上加上一横，便为“大”字。在古篆字体中，“大”字的一横两头向下，形同人的双手下垂，而一撇一捺则形同人的双足，整个“大”字如一个站立着的人。
有人了，就有了人类社会，有了人类社会，自然就有了人的等级之分。虽然如仓颉之类造字的先人如此肯定个人的创造性和价值作用，李白也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言，但中国长久的封建社会思想主体却是一个忽略或否定普通个人创造性的历史。在封建社会，皇族是世袭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封建时代许多宗堂中央竖立着一块神圣的牌子，上书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本来，没有天（宇宙），何来地（地球）？没有地球？何来人类？没有人类，何来亲朋？何来教育？何来师长？可没有平民，又何来君主呢？但是，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统治老百姓的目的，偏偏要将君设定在亲与师的前面，按统治者的说法君主是天子，可替天行道，统治天下之百姓。即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也要使出“鱼腹丹书”、“篝火孤鸣”的计策，将自己假扮成替天行道的真人。封建时代凡皇帝下昭书，传话者开口张来便是“奉天承运，皇帝昭曰”的鬼话，而受者必须双膝下跪，诚惶诚恐地回应一句：“皇恩浩荡！”好似大家的一切都是天子皇上赐与，否则，平民百姓将一无所有。
封建思想不仅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阻碍了人的思想和社会的进步：对人类文化具有创新性贡献的孔子、孟子学说，在统治者的装扮下，摇身一变成了封建统治思想的附庸──“孔孟之道”，学生学习只读四书五经，考试则用八股文，即便在洋务运动时期，清府派出留美幼童，也由政府限定学生不得学习西方学校的宗教和地理二课程。若说不学西方的宗教，尚有一定道理，而不学地理，则显然是不讲科学。因为封建统治者认为，学了地理，将动摇“中国”之宇宙中心之国的概念（《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长此以往，泱泱大国辉煌不在，国力衰退，不堪一击。孙中山闹辛亥革命成功将国名定为“中华民国”，倡导三民主义，还民权于人民；毛泽东闹***革命成功，取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其站在天安门上振臂一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都是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意识出发，确立国家系人民所有的崭新概念，肯定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价值，反对封建专制与意识，具有强烈的与时代进步相吻合的民本思想。
倡导民本思想，实质上就是肯定个人的创造性，个人的独立精神以及个人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长期以来，正统的教育思想更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强调所谓集体的智慧与力量，忽视个人的独立性与价值，或者打压个人的作用，让我们听到的往往是一些经过统治者确认的口号与行动，个人独立的思考与声音从而被掩盖。欧洲文艺复兴为什么盛极一时？因为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莎士比亚等一大批具有独立精神、独立创造性、独立个性的人文艺术家；没有哥白尼30余年苦心研究而成的《天体运行论》， “太阳中心说”要推迟多少年？虽然孔子倡导“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但孔子个人的创造性和历史价值是不是与日同辉？虽然毛泽东豪气万丈，历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箭射大雕”，但毛泽东作为领导者个人在历史上的正反价值同样也绝不可低估。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推翻了三座大山”，并不等于社会各领域的思想行为也得到了及时的清洗、更新和发展。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教育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将教育首项功能说成是“传道”（韩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注重教化功能，作为统治者的思想教化工具而存在；强调师者的至高无上的尊严，教师教啥，学生学啥，教师几乎就是真理的化身；强化教的单向灌输，忽视学生作为学习生命主体的作用；不尊重学生的个性人格，不鼓励学生对知识质疑，不倡导学习过程的批判精神，不相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具有的创造性，等等。这一切，在今天的教育领域，仍然广泛地存在着。虽然今天新课程针对这些思想和行为，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思想和理念，比如自主、合作、探究，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切，自然是正确无疑，但要变成教师实际的教学行为则非提出教育改革口号即达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正因封建守旧思想长期作用的结果，许多教师在时时坚决维护自己师者尊严的同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自我潜在的价值作用。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的教师会将教书视为一种单纯的技工式职业──俗话所言“教书匠”，将教师应有的创造性工作视为上级下发教科书的传声筒，视为按照某种规范“传道、授业、解惑”的执行者。他们平时往往最关心的是一些涉及教科书或教学指导用书的相关教学知识的准确性和如何传授这些知识的技能与方法。如此雕虫小技何以能够承接教育与培养人之大业？如何有“朝闻道，夕可死矣”（《论语·里仁》）的气魄？如何有“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的胆识？
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如今究竟有多大？1998年，袁振国在《培养创新人才是教育的最高目标》一文说：“杰出人才的创造性智慧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显示得如此淋漓尽致，它可能影响一个产业，影响一个国家，甚至开辟人类的未来。比尔·盖茨在信息革命方面的贡献，不仅使他个人的财富不断增值，连续4年蝉联世界首富；不仅使建立仅20年的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总和，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信息、电脑技术方面的贡献，改变了人们对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关系的认识，改变了世界经济、产业的发展观念和就业结构，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着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个人杰出创造性的发挥可能超过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场战争的作用。这在以往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是无法想象的。” （《教育参考》1998年6期）
创造性人才从哪里来？当然需要从教育中来；而教育要培养创造性人才，首先教育者要成为一个有创造思想的教师。教师的创造思想又从哪里来？过去更多地是传统式的学习和进修，主要又是从书本上学习，从理论上学习，而比较忽视对教师自我教育视野的关注、自我教育经验的总结、自我教育行为的修炼以及同伴的互助。虽然过去也有强调教育日记的呼声，但教师的教育日记主要是供自己记录、反思和观赏，能够有机会贡献于社会，服务于他人，往往只有如苏霍姆林斯基之类的教育成就大家。对普通教师而言，莫说出版自己的教育日记，哪怕是偶尔与人交流共享的机会也实在不多，因此自觉参与教育日记行为并持之以恒的教师也并不多。一些教育日记实践者所取得的“财富”，没有通过恰当的方式在社会中流传并得以共享，甚至作者除了自我沉思之外，自己的“作品”不能得到别人的鉴赏、批判，基本上听不到反馈的声音，这也是由于受到科技局限而导致的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正因如此，如苏霍姆林斯基所期望的“每一位教师都来写教育日记”的美好景象事实上并没有出现。
教师主动参与的教育叙事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值得鼓励？为什么在今天得以兴盛？朱永新教授说：“真正的教育思想必然源自于主体的一种教育生命运动，必然是主体自身教育生活史的产物与延续。”（《“新教育实验”：意义、谱系与展望──朱永新教授访谈录》，《教育研究》2005年6期）上海师大黎加厚教授说：“教师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指教师认识到自身是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承担者和主人，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决定自己的工作生活的发展变化，从而自觉地发挥能动性，积极投身到教师专业发展、教学改革、创造性的工作中，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生活与工作”（《信息时代的教育叙事与教师主体意识的觉醒》，《中国电化教育》2004年10期）这些观点都将教师的自我意识与教育叙事行为相联系，它直接或潜在地肯定了在教育行为中教师个体的价值作用，意欲通过自我教育叙事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铸造教师的个人价值观，并经过这个过程，让教师真正融入到教育研究之中，以促进教育素质的提高，进而改观旧的教育思想与行为，提升教育的质量。
每个人都有与人交流的欲望。教师教育叙事式的交流是教师成长与发展的一种生产力。网络的发展，blog的出现,为这种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过去，受传播条件的限制，教师的教育日记得不到及时共享的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现在，基于blog的教育叙事，创作者的“作品”只要一上网，就会得到传播，就会与人共享，就会实现双赢。这是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教师愿意以网络为基础参与教育叙事实践和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事实上，并非“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伯乐只是“发现”了千里马，而千里马在被伯乐“发现”之前，早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从今天教师参与blog教育叙事的某种特定意义上说，伯乐就是教师你自己！
一人为大。只有看“大”自己，才能看“大”自己的事业；只有看“大”自己从事的教育事业，才能看“大”今天和明天的教育世界。
（本文刊载于《中小学电教》杂志2005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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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附录1(2007.3.1)叶澜：教育创新呼唤“具体个人”意识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 2003年第1期。(网络来源:http://blog.cersp.com/18893/885851.aspx)
当今，中国社会已进入到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江泽民同志近年来的多次讲话提到创新问题，关注面从科学、技术、制度到观念、文化、教育，几乎无所不包。这标示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发展跨入了以“重建”为主题的新阶段。要“重建”不能没有“创新”。创新，说到底，关涉到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振兴、一代新人的培养，而且是每一个人的生存方式的更新和生命质量的提升。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势态，对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而言，也不仅是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而且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就现状而言，这一领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确实有外部环境的因素，诸如权钱的干扰与诱惑；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来自学术内部的因素，其中突出的是研究者的思想缺乏生机，往往沿着长期习惯的思维方式运行，在相当固化的概念、理论框架中打转，用程式化的结构和语言表达着并无多少新意的成果。这些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己来解决。因此，在我看来，当前我们需要、并且不能由他人代替做的事，首先在于对各自从事研究领域状态、水平进行整体和深度反思，寻求学科内核心问题认识的突破，在发现、开拓和重建学科发展新空间的研究实践中，改变研究者自身。思想的活力是学术创新的内在源泉，但它又只能在学术创新的实践中才会得到滋养与发展。
就教育学而言，我以为学科发展的内在核心问题是对“人”的认识。教育学基本理论的突破，需要从对“人”的认识的反思开始。从宏观功能的角度看，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是社会更新性再生产与人类发展的历史的具体统一，它集中反映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对人的发展的要求和人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上。从具体实践的角度看，教育是直面人、通过人和为了人的一种独特的社会事业，人既是教育的直接对象，又是教育过程的重要构成，还是教育成效的终极体现。因此，无论是对教育的宏观策划，还是各类教育实践的进行，都不可能没有对“人”的认识的支撑。因此，在理论上，“人”的问题，既是教育学必须回答的前提性问题，又是教育学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怎样的“人”的观念，就会有怎样的教育学理论。古今中外教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流派纷争和时代性的转换，都以对“人”的认识的重大区别和变化为标志。今天，教育学中“人”的问题再一次突显出来，要求我们作出反思和回答。就中国目前教育学理论的现状来看，在有关“人”的认识上，主要缺失的是“具体个人”的意识，需要实现的理论转换是从“抽象的人”向“具体个人”的转换。否则，教育学理论难以回应和面对呼唤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当代教育转型的需求，也难以实现自身发展。
简而言之，“抽象的人”的概念是工业时代和近代自然科学思维方式泛化到人的研究领域的历史产物，也是中国从20世纪初由西方引进的近代教育学理论的人学基础。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理论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变化历程，但这一深层次的人学基础却基本上没有触动。“抽象的人”在教育学中的典型表现，是把“人”当作与客体相对立的独立主体，把“人”的发展看作是由遗传与环境这些不能由发展主体控制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强调教育对人的塑造作用，突出教育目标的划一性、教育内容的统一性和教育过程的操作性，教育常常被比喻作“生产”，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学生则成了加工的“对象”与“产品”。
在这样的教育学中缺失的是“具体个人”，而教育真正面对的恰恰是“具体个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提出“终身教育”理论闻名于世、并被载入教育学发展史册的法国教育家保尔·朗格朗就曾尖锐指出：“现代的人是抽象化的牺牲品，各种因素都可以分割人，破坏人的统一性”①；他大声疾呼：“教育的真正对象是全面的人，是处在各种环境中的人，是担负着各种责任的人，简言之，是具体的人”②，是具有“作为一种物质的、理智的、有感性的、有性别的、社会的、精神的存在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范围。这些成分都不能也不应当孤立起来，他们之间是相互依靠的”③。然而，这样的呐喊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是听不到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教育界也还不足以引起强烈共鸣和普遍关注。只有在今天，在中国处于呼唤创新、呼唤创新的人才培养的时代，才会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自然，朗格朗并未穷尽关于“具体个人”的研究，更未涉及中国教育学理论的具体问题。就我个人而言，重读朗格朗的《终身教育引论》，使我对自己近年来有关教育与教育学中“人”的问题的思考，聚焦到了“具体个人”这个观念上来，感受到了这一观念的当代力量。关注“具体个人”并不是要求教育学去描述一个个个体的特性、发展、成长及其教育，而是要改变教育学中“抽象的人”的观念，用“具体个人”作为教育学中人学的支点，去重新认识教育和构建新时代的教育学。“具体个人”作为教育学的一个基础性观念，至少意味着我们对“人”的认识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要承认人的生命是在具体个人中存活、生长、发展的；每一个具体个人都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个体生命是以整体的方式存活在环境中，并在与环境一日不可中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构成中生存与发展；具体个人的生命价值只有在各种生命经历中，通过主观努力、奋斗、反思、学习和不断超越自我，才能创建和实现，离开了对具体个人生命经历的关注和提升，就很难认识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具体个人是既有惟一性、独特性，又在其中体现着人之普遍性、共通性的个人，是个性与群性具体统一的个人……有了这些认识，教育学的立足点和视角会发生诸多相应的变化：我们不会只关注教育的社会价值，忽视教育对每个人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和实现人生价值和幸福的意义；不会把个体成长只作为起点去研究，而是作为教育中个体重要的内在需求与动力去研究；不会把教育只看作是知识、技能的传递过程，而是看作必须提升人的自我超越的意识和能力，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和创造能力的过程；不会把个体之间的差异看作问题，而是当作教育的资源和财富去开发；不会只根据人的今天去判断、决定他的明天，而会把发现人的发展的可能并使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作为教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总之，我们有可能发现当今教育学理论研究中诸多的空白点、诸多的不足甚至谬误，发现一个教育学研究的新天地和新的教育学诞生的曙光。而这一切，都是与当今中国呼唤创新的时代相关并由此催生而出的。
最后还想提及的是，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还特别需要学科间的沟通与交流，对于教育学来说尤其如此。但教育学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中处于十分特殊、矛盾的地位：它显然不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但教育学系的招生却文理科兼收；教育学通常被分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但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制中，却不设教育学研究所。教育科学研究的课题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统管，虽然同为高校教师申请的教育研究课题，但若在教育科学规划办立项，地位似乎低于哲学社会科学内立项的同类课题；在不少大学中，不把教育科学规划办立项的课题当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同级课题处理。由于诸多说不清、理还乱的体制与管理等问题，不仅使教育学研究人员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和课题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而且造成教育学的学科地位似乎“低人一等”的效应。在此，我不想详细谈论教育学研究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想说的只是：在一个呼唤教育创新的时代，在强调“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今日之中国，忽视教育科学的发展问题，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是需要改变的。教育科学在学科分类中的不明地位，以前也许由于教育科学的不成熟造成，但今日却可能预示着这是一门不能拘泥于传统分科方式去发展的学科，它需要打破学科的壁垒，它的存在是学科分类体系需要重建的一种表现。但无论怎样重建，各学科之间的平等地位和相互沟通、交流乃至合作，是当今任何学科发展所必需的外在条件。我们期望在科学创新的过程中，新型的学科关系和交流渠道也在其中创生，并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提供更好的土壤与氛围。
注释：
①②《终身教育引论》，第88页。
③ 保尔·朗格朗：《终身教育引论》，中国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87页。
增加附录2（2007.9.23）:《巴别塔倒下，互联网兴起——中国互联网20周年誌庆》（原载南方周末2007-09-20，本报特约评论员吴钩）
1987年9月20日22点55分，钱天白正式建成我国第一个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发出了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20年后，收发电子邮件已是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的家常便饭。20年前的钱天白想象得到互联网在今日中国的迅猛发展与深刻影响吗？是的，互联网使我们的通信更为快捷、沟通更为便利、信息传布更为畅通了，但网络的伟力绝不只如此。
概括地说，互联网对中国的革命性影响就在于，它前所未有地提供了一个没有边际的横向联系平台，以及一个没有中心的意见表达平台。
一直以来，我们已习惯了被安排进一个金字塔式的纵向结构中，公共空间被各种垂直的关系所控制：官与民、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而我们的横向联系则布满障碍，包括自然的地域限制与交通不便，也包括人为的城乡分割、户籍壁垒等等。我们也习惯了将金字塔尖的权威当成整个纵向结构的话语中心、意见中心乃至思想中心，由这个中心赐给大家意见表达机会、指定大家的表达模式、掌控大家的表达秩序。
直至互联网出现。网络与之前的任何联合工具都不一样，它看不到边际，也难以产生一个操纵全局的中心。在网络上，即使那些自然与人为的限制未能完全消失，但你也已经可以与天南地北的网友建立横向联系，无数个生长在BBS、博客圈、MSN、QQ群之上的小共同体正在并将继续形成；即使现实中的言说仍然受制于各种因素，但在分散的虚拟空间上，网民的话语表达如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虽然嘈杂乃至乱七八糟，但那种令万众异口同声、千篇一律的权力中心已不可能在网络上产生了。互联网强化了人们的横向联系，同时也分散了纵向结构的权力。
不由想起了巴别塔的故事——先前，人类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要建造一座巴别塔，直通天堂，他们差一点就做到了，因为万众一心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上帝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人心涣散，巴别塔也就轰然倒塌了。巴别塔是一个隐喻，你看人类社会设计出来的巨型纵向组织，与这个通天塔何其相似？而所谓口音、言语一致，不正是“大伙用同一张嘴巴说话”的意思么？在人类历史上，类似建造巴别塔的乌托邦试验并不是没有过，但历史留给人们的教训是，强行将大家的嘴巴与脑袋变成一个人的嘴巴与脑袋，固然可以制造出一个语言与动作整齐划一的巨型组织，逞一时之强，最终却免不了分崩离析。
其实，从人性角度来说，人类的天性更喜欢“自说自话”、“人有各志”，而不是“众口一词”、“万众一心”；从人权角度来说，获得对自己的主宰，也是每一个人再正当不过的诉求，即使人们愿意集合在一个大共同体之下，那也是为了得到更坚实的权利保障，而不是想放弃自己的自主意志；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公民摆脱了庞大纵向组织与单一权力中心的管制与庇护之后，依然可以自我治理得很好。因此，在后巴别塔社会，尊重人性与个人自主权，尊重公民自治，已是文明共识；纵向的权力控制渐宽松，平等的横向联合渐自由，单一的权力中心转化为多中心共治，已是文明常态。
20多年前，我们恰好刚从建造巴别塔的集体捆绑中解放出来，虽然人际之间还是更多地体现为纵向关系，但来自权力中心的控制力已逐渐削弱，人们的表达也越来越体现出对自主性的追求。可以说，整个社会的转型方向与互联网的开放、自治精神是相契合的。巴别塔倒下，互联网兴起，中国可谓适逢其时。事实上，互联网已经成了推动中国向更开放、更自治的社会转型的重要加速器。
回首中国上网20年，不管网上网下，变化都称得上“天翻地覆”。虽然作为中国互联网缔造者与先驱的钱天白先生，已于1998年逝世，不过先生若有知，也该泉下含笑了。
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临终前有一个不小的遗憾——他多年的得力助手，居然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没能给他寻找到一个最优秀的关门弟子。
事情是这样的：苏格拉底在风烛残年之际，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就想考验和点化一下他的那位平时看来很不错的助手。他把助手叫到床前说：“我的蜡所剩不多了，得找另一根蜡接着点下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那位助手赶忙说，“您的思想光辉是得很好地传承下去……”
“可是，”苏格拉底慢悠悠地说，“我需要一位最优秀的承传者，他不但要有相当的智慧，还必须有充分的信心和非凡的勇气……这样的人选直到目前我还未见到，你帮我寻找和发掘一位好吗？”
“好的，好的。”助手很温顺很尊重地说，“我一定竭尽全力地去寻找，以不辜负您的栽培和信任。”
苏格拉底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那位忠诚而勤奋的助手，不辞辛劳地通过各种渠道开始四处寻找了。可他领来一位又一位，总被苏格拉底一一婉言谢绝了。有一次，当那位助手再次无功而返地回到苏格拉底病床前时，病入膏肓的苏格拉底硬撑着坐起来，抚着那位助手的肩膀说：“真是辛苦你了，不过，你找来的那些人，其实还不如你……”
“我一定加倍努力，”助手言辞恳切地说，“找遍城乡各地、找遍五湖四海，我也要把最优秀的人选挖掘出来，举荐给您。”
苏格拉底笑笑，不再说话。
半年之后，苏格拉底眼看就要告别人世，最优秀的人选还是没有眉目。助手非常惭愧，泪流满面地坐在病床边，语气沉重地说：“我真对不起您，让您失望了！”
“失望的是我，对不起的却是你自己。”苏格拉底说到这里，很失意地闭上眼睛，停顿了许久，才又不无哀怨地说，“本来，最优秀的就是你自己，只是你不敢相信自己，才把自己给忽略、给耽误、给丢失了……其实，每个人都是最优秀的，差别就在于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发掘和重用自己……”话没说完，一代哲人就永远离开了他曾经深切关注着的这个世界。
那位助手非常后悔，甚至后悔、自责了整个后半生。
为了不重蹈那位助手的覆辙，每个向往成功、不甘沉沦者，都应该牢记先哲的这句至理名言：“最优秀的人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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